祖国的陌生人
这帮印尼华侨，在1960年回到祖国，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，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。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，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陈敬恒与妻子张仃娘的合影。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居住了30多年，这个院子见证了他们的小半生这支由退休老人们组成的乐队，是大家开心的源泉。老人们可以在房子里唱着印尼歌曲整整一个下午父亲临走前，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是他亲眼见到的，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。他死前做了个梦：妈妈要来接他走，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。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，在那一天举办葬礼，请很多人来吃饭、玩麻将。差不多到点了，人家问他：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？结果时间一到，他说了句 妈妈来了，接我走了 ，就倒下去了。 父亲说，如果没看到，你是不会相信的。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，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。很羡慕。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。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。临终时，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。 父亲从没后悔回来， 邹应杰说，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，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。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 俄罗斯号 上，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。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，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。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，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。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：可以回国上学，继续 深造 了。1974年11月，在一次吃饭时，父亲死于心肌梗塞，没有给他留下遗言。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2012年7月9日，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，邹应杰和他的 夕阳红 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。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，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。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，他负责电子琴伴奏。等到吉他手、鼓手一一到位，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。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，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。拍子打起来，那些鬓角斑白、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。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。连续几首革命歌曲，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。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。看得出来，这些为远道而来的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，连 团歌 《夕阳红》听上去也毫无生气。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，《哎呦妈妈》 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，则让人眼前一亮。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，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。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。 他不是华侨，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。 文革 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。 张仃娘介绍，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。 夕阳红 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。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。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，均邀请他们去演出。邹应杰担任编舞，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，团员们就开始排练。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，在录像上看起来，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。演出间歇，邹英杰起身，从旁人身边经过时，他弯腰低头，伸出右手，像做了个 请这边走 的手势 但这是给自己的，表示他要借道 路过一下 。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，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。在农场外，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，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：小时候的习惯，表示礼貌。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，因为那是 脏的 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，那是左手的职责。 夕阳红 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。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，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 夕阳红 名字太老，更重要的是，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。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，不跟我们玩。 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。有天晚上，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，见到了这群 分裂分子 。她们的人数大约是 夕阳红 的4倍，年龄上看来则比 夕阳红 小一辈。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。指挥她们舞步的，是一台播放《伤不起》的录音机。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。 一位舞者告诉，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。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，她们也会穿上纱笼，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，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。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。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， 免费教都没人来！ 有一年儿童节， 夕阳红 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，教孩子们唱《哎呦妈妈》。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。 提起往事，敏敏瞥了一眼奶奶，又低下头去。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。张仃娘倒是无所谓， 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， 她说， 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。 过完这个暑假，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。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，去桂林，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。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，现在终于要并入 外面的 学校。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。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，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，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。50年前邹英杰、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，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；现在，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，目睹此地重归沉寂。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当邹应杰和3个 同伙 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， 啪啪 几声枪响后，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。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 太阳那么大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他说，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。按照计划，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，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。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，那些在 文革 武斗中的遇难者，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。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，亦难免受运动波及。邹应杰当年23岁，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 暗杀团 ，由农场拘禁。半年后，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，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。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。 邹应杰没说是谁， 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，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，那就是大问题了。 邹应杰运气不好，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 文革 中最严重的了 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，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。华侨们似乎对*治运动不大感冒。在农场，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。邹应杰被释放时，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。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， 邹应杰淡淡地说， 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。 时光倒流10年，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，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 红色少年 啊。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。 邹应杰面带羞赧，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。华侨在归国前 红 得让人惊讶。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，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，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， 革命 、 解放 、 毛主席 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。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。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。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：虽然生长在印尼，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，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。音乐课上，老师教他们唱 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 ，以及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。按照要求，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。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。一下课，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。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，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。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。送孩子上中华学校，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。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，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，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。回国前，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《中国画报》、《中国妇女》的老读者了，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，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。 要说爱国，那时候是真爱国。 邹应杰说， 每到10月1号，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。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。
